从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在中原的农耕文明与边疆的游牧文明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河西走廊为主体地区的农牧过渡带和生活在这片地区的“缓冲族群”。张开先生的《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一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探讨农牧过渡带与“缓冲族群”的扩张与收缩、前移与后撤在唐代的历程、特点与规律，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干湿气候条件、基于人口的屯垦、中央政府的能力与政策，此外还包括些许人文因素。鉴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必需一套成体系的观念，否则有些问题至今难以解释明白，故而评介这份研究成果需要援引年鉴史学的历史比较研究、假设性分析、长时段理论三大方法。

形成唐代西北地区农牧过渡带和“缓冲族群”的特点有四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一是唐王朝在统一战争中积累下的经验，使得唐代比此前的中原王朝更重视马政，而西北地区的马源也成为了唐帝国边防政策的重要基础；其二，唐代西北地区的畜牧业还是百姓的主要生活物资来源；其三，有唐一代整个社会对马匹的大量需求系唐代尚马之风的体现；其四，唐代西北地区因温湿条件而调整作物组合，为“缓冲族群”的长期存在提供了一项重要的经济基础。张开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这里格外引人瞩目的是唐代在边疆的屯垦——既包括军事垦殖，也包括民间垦殖。对此，张开先生进行了三层递进的分析。

比较容易确定的是军垦的规模——《唐六典》为我们提供了原始数据，尤其是唐玄宗年间的数据。根据史书记载，开元年间总共992屯中大约2/3位于西北地区、总面积32570顷，并且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减少的特点。接下来作者估算出唐代西北地区军垦产量与所需军粮之间每年大约缺粮150万石。这个结果一算出来，就让民间垦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补充军粮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唐代西北地区民垦规模的确定只能依赖于人均应授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需求量来估算，其结果是：在天宝年间，河东道的云朔地区和关内道军粮基本可以自给，但陇右道军粮缺口高达1525890石，户籍上却显示着当时的陇右地区生活着50余万口百姓。这意味着民间垦殖无法满足西北地区的军粮缺口，因而当地百姓一定有另外的谋生之道——既然不会是农耕，那么大概率只能是畜牧了。

唐代西北很大一片地区要依靠畜牧来弥补军粮的缺口进而使畜牧成为当地的主要谋生方式，这虽然只是一个猜测，但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我们本就应该充分利用悟性、想象、感受和记忆为研究提供助力，用以发现那些应该彼此关联的事情，特别是当作者在书中广泛运用了比较研究和假设性分析究这两个方法的前提下。要知道：史学家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通常需要先找到几个或一组导致这一问题的因素，然后将这些因素分类并排序，重要的因素往往就被贴上“原因”的标签，不太重要的则会被称作“条件”；在此之外，史学家还必须展开合理的假设甚至想象，因为这样的假设经常可以推动研究的进展。当然，在历史研究中的分析、叙述、假设必须是合理的。因此，张开先生说“缓冲族群”是“既擅长于畜牧业生产又兼营耕作，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他们能灵活选择适于当时环境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缓冲族群”既可以通过游牧民族兼营农耕来形成、也有可能是农耕民族兼营畜牧来形成。一个相关的例证是：当中晚唐之际西北地区的农耕文明退却后，自然环境、农业基础和“缓冲族群”依旧存在，因而这一地区的农牧业格局并没有因为政权层面的得失而改变。由此可见唐代西北地区的“缓冲族群”是不会因为单纯一种文明的缺失而无力生存的，以陇右道百姓为主的西北地区军民在军粮缺口难以通过民间垦殖补充的情况下转而从事畜牧的猜测，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最优解。总体上来讲：关内地区的气候条件相对优越，非常适宜农耕；云朔一带的自然条件比关内地区相对欠缺，但自汉代以来的农业发展历时七八百年，当地百姓的生活大体能够自给自足；陇右地区虽然是汉唐时期在西北的战略突出部，然而这一地区如果只依赖农耕的力量是定然无法养活当地庞大的人口规模的，于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南迁和官营畜牧业综合影响下，该地百姓只能选择以畜牧业来弥补农耕的不足——显然，这一做法不仅是最明智的，也应该是最普遍的。易知：陇右道是最靠近农耕文明圈的农牧过渡带，陇右道军民也就成为最靠近农耕族群的“缓冲族群”。

然而，关内道、云朔一带和陇右地区的农牧业发展不只受到气候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更多的制约因素来自于地质环境。山地地貌、沙漠或沙地对西北地区的农牧业影响也很巨大。按陈国阶等人对山地的划分方法，青海超过85%的面积都是山地，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区的山地占比面积都超过了30%——大量的山地既不适宜农耕、也不适宜畜牧；再加上塔克拉玛干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库布齐沙地、毛乌素沙地五大沙漠化地区，令新疆南部无力农耕，让河西走廊北麓的大片荒漠一度被冠以“闲田”之名——农、牧均无力经营，使得河套平原附近的两大沙地则成为了农、牧之间的天然分界线。由此可见，除了关内道北邻的局部地区可以非农即牧，整个西北地区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只有很小的地区不是“不毛之地”。可是，唐代西北地区的的确确存在着一大片农牧过渡带和生活在那里的“缓冲族群”，这就让“地理环境决定论”立不住脚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1300多年前的“缓冲族群”得以生产与生活呢？这就是张开先生新书的另一大亮点是：不仅用专门一章的内容研究了强对流天气的成因和这种天气对唐代西北地区的影响，还讨论了温湿组合与作物组合的可能性关联。

研究表明：从唐初到712年的西北地区是一个近百年的干旱期，夹杂着数次连续降水；713-761年间连续降水非常明显；761-809年间是以连续干旱为主要特征、同一年中旱涝并发的阶段；811-834年间连续性降水过后，又经历了837-875年这一干旱期；878-907年又是连续降水为主的阶段。总的来说，唐代西北地区干旱阶段略长于温湿阶段。与气候冷暖、干湿分期紧密相连的是作物组合的调整，如粟类作物因强降水和涝灾损失惨重之后，于是收获季节避开了涝灾高峰的其他作物便得以推广；综合考察唐代西北地区的作物组合可知：以粟为主、麦豆次之、稻类零星的特点，这一特点成为了唐代西北地区“缓冲族群”不以政权层面得失而消亡的一条经济基础。诚如张开先生所言，这是此前许多农牧地理研究没有进行的一项工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降水与干旱对唐代历史进行分期，突破了以政治、社会、经济为分期标准的藩篱，对唐代生态环境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讨论西北地区的农牧过渡带和“缓冲族群”时，作者没有局限于不满300年的唐代，而是在从汉至唐的较长历史发展中去研究。这是必须予以点赞的一笔。当然，如果从更大的“长—中—短时段”理论和更加系统的观念来看，农牧过渡带与“缓冲族群”的存在，多数情况下维系了中原与边疆的和平。自汉至唐在农牧过渡带生活的“缓冲族群”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使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虽然依旧会有冲突，但农、牧两大文明的矛盾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尖锐了。

如果将眼光放唐代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南宋时期，经过绍兴和议之后，金国统治地区虽然没有学会农耕，其行为、生活方式却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虽然骑射的本事没有丢，却丢失了指导骑射这一本事的思维方式，最终被更强悍的蒙古吞灭；元朝统治者虽然接受了汉文化，却生硬地四分人等，没有在农、牧文明之间架设缓冲的桥梁，单纯的游牧文明本身就无法长治久安，再加上四大汗国对中央的离心力，使得元朝也成为比较短命的王朝；清代的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承平日久的八旗子弟也被汉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影响，再加上统治者要求旗人学习农耕自食其力，这些因素不仅让统治阶层失去了昔日从马背上得来的战略眼光，也动摇了清朝统治者生存之本。金、元、清的衰亡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消除农牧过渡带和“缓冲族群”的负面影响，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农牧过渡带和“缓冲族群”对解决农牧文明关系和稳固统治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以人口史、气象学为代表的新材料、新成果与传统史料的综合，不仅突出了历史地理学时空并重的特色，更是拓宽了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思路，深入探寻了西北地区农耕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对唐代西北地区农牧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启迪了有志于此的学人。

张开先生这部著作对史学理论研究也有许多启示。在今后史学研究中，需要融汇贯通多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将人类的思想态度、生活方式、适应环境能力以及人类所获得新知与精神上的新境界描绘出来，这才能形成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史学研究著作。而且这本新书讨论了地理环境对农牧业的制约性因素，并凭借其为综合性、系统性避免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

这部历史农业地理学的新作还有助于当今国家大政。张开先生分析的农牧过渡带受温湿条件影响调整作物组合这部分内容，为更好地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和历史自信；再进一步，做好昔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还关系到中国政府带头践行“一带一路”的倡议。

寥寥几笔，谨此祝贺张开先生《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