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自诞生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专门研究这本经典文献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探索的学问被称为“孙子兵学”，是中国传统兵学的核心内容。受其影响的古代杰出军事家不胜枚举，特别是孙膑、尉缭、韩信、曹操、诸葛亮、李世民、李靖、郭子仪、俞大猷、戚继光这几位对《孙子兵法》的传承和研究影响巨大的旷世将相；近代中国百年史，曾国藩、胡林翼、陈玉成、左宗棠、蒋百里、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面对列强侵略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争，其思想基础无不源出《孙子兵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孙子兵学”这一概念提出之后，杨炳安、许保林、姚有志、黄朴民、吴如嵩、于汝波、赵海军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孙子兵学进行了梳理和阐发，探索了《孙子兵法》与现代军事理论、古代哲学、政治思潮、古代战争的关系。非但如此，海内外学者对孙子学史、孙子学文化渊源、孙子学应用等问题也展开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影响深远。

中国的孙子兵学历千年而未衰。从时间上进行具体的分期，则战国秦汉孙子兵学初显端倪，为孙子学的发轫期，最有价值的兵书是“贵势”的《孙膑兵法》；魏晋南北朝为孙子学的形成期，其中曹操的《孙子略解》标志着注解《孙子兵法》的开端；隋唐两宋为孙子兵学的蓬勃发展期，不但有体现一代战神李靖军事思想的《唐李问对》《李卫公兵法》，而且《十一家注孙子》几乎都出自这一时期，还选定了《武经七书》作为武举的教材；元代为孙子兵学陷入沉顿；明清为孙子学的复兴期，戚继光、曾国藩贡献尤为巨大；民国时期为孙子学开始转型，直到现代孙子兵学又获得了新生。其实，这样的分期既与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状况相呼应，又体现了孙子兵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从空间分布来看，孙子兵学大体分为齐鲁、吴越、荆楚、三晋、燕赵、秦陇、巴蜀、滇黔、岭南九个区域，其中以《孙子兵法》的发祥地之一的吴越最为重要，次则荆楚、三晋，再次则秦陇、燕赵、岭南，用李桂生先生的分析，这几个地区的孙子兵学有一定的“地理基因”；然而另一孙子兵学的另一发祥地——齐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兵学理论长期空白，李桂生先生认为这不是“地理基因”不足，而是涉及了政治、军事、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还与历史上几次文化重心迁移相关。

但是，孙子兵学在其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中，并非如阶梯式上升，而是表现为比较曲折的波浪式进程，总括而言有六大特点：一是崇抑共存，就是人们对孙子学既有尊崇倚重，又有贬抑排斥；二是外轻内重，就是最高统治者内部可以研究、对外则秘而不宣甚至禁止传播；三是治衰乱兴，就是治世则孙子学不振，乱世则孙子学繁兴；四是史略相成，既有孙子学发展史的研究，又有孙子谋略学的研究；五是文武合璧，就是既有武人论兵，又有文人论兵；六是雅俗共赏，就是既有专深的理论研究，又有通俗的应用研究。

在中国探讨《孙子兵法》，曹操、李靖、戚继光、毛泽东、杨炳安、黄朴民、于汝波诸人相对来说比较重要：曹操的《孙子略解》是第一部专门注解《孙子兵法》的著作，虽然受到了汉儒注经的影响，但他本人统兵作战的实际经验使其注解的说服力远非儒生、学者、士大夫注解经典文献可比；李靖是中国古代唯一没有败仗并有兵学理论著作的将领，曾论述了“兵有十五形可击”“知败有十”、阐发了《孙子兵法》的“奇正”“虚实”等理论，甚至《唐李问对》也因为客观上保存了李靖的军事思想而无法判定全然伪作，可见其军事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有多么突出；戚继光结合抗倭实战，将“穷寇勿追”发展为“大创尽歼”，发明了名扬当世的“鸳鸯阵”；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理论，不仅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还丰富了二战后的世界军事教材；杨炳安先生从文献学角度系统研究了《十一家注孙子》，于汝波先生第一次全面研究了《孙子兵法》的发展历程，黄朴民先生在学理上综合了众家所长。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睦邻友善的传统，国际交往未曾断绝，不单是儒家学说受到了重视，《孙子兵法》也享受了同等待遇。最早是日本得到了《孙子兵法》，并且在江户时期出现了一个研究孙子兵学的高潮；1772年，法国的传教士阿米奥《孙子兵法》首次把介绍到西方；20世纪初英国的贾尔斯译本、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格里菲思译本和索耶所译本，是英语世界影响最大的三个《孙子兵法》版本；俄罗斯、德国也先后纷纷出版了《孙子兵法》的译本……如是，《孙子兵法》与《管子》和儒家学说一样，都成为了纵观古今、横穿东西的智慧宝典。

由于《孙子兵法》是一部子学经典，受经学传统的影响，人们往往以疏解、阐发、例释的方式进行研究——传统孙子学是孙子注释学的层累；又由于《孙子兵法》是一部谋略经典，故人们一直重视对其军事谋略、管理思想等的阐释和发挥。虽然“孙子兵学”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提出，并有一定的学理探讨，因此，在实际研究中，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孙子学简单等同于《孙子兵法》，故在研究思维和范式上未能从根本上跳出上述局限，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学理研究不足，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的学理体系；二是研究视野不广，更多的是文本解读、史料梳理和应用研究；三是研究方法单一，不能更好地揭示孙子学的丰富内涵；四是研究内容分散割裂，碎片化现象严重。但是，孙子兵学既是研究孙子及其兵法的学问，又是研究孙子研究及其研究者的学问。故而从学理上展开，当代孙子兵学的研究应该能够回答古典兵学的诸多理论问题：不仅包括《孙子兵法》与诸子学的关系、孙子兵学的内涵及其理论体系、孙子兵学的流变形态、孙子兵学流变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还包括孙子学流变与历代军事变革、重要战争、政权更替、国家治理的内在关联等，所以必须丰富内容、拓宽视野、深化学理，为文化发展和军事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只要从宏观角度（如学科交叉等）考虑，这些问题哪怕只回答出一部分，就可以避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让《孙子兵法》的研究受到上述四大局限的困扰。历史把解决这些问题的权柄交给了黄朴民、于汝波、李桂生三位先生：黄朴民先生综合了20世纪孙子兵学学理的大成，于汝波先生则通过《<孙子兵法>研究史》奠定了研究《孙子兵法》沿革流变的基础，李桂生先生扛起了新时代对孙子兵学在学理和流变两方面学科交叉的大旗。

孙子兵学是一门悠久而年轻的学问。说它是一门悠久的学问，是因为因孙子兵书产生之故，才有后世兵法、兵略、兵学蓬勃不衰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孙子兵学是中国古典兵学的代名词，一切古典兵学均为孙子学的扩展和延伸，而孙子身后之兵学都只是孙子学衍发的支脉、支流。说它是一门年轻的学问，主要是基于“孙子兵学”概念的提出以及将这门学问与儒家学说比较研究的结果——在儒家“十三经”当中，《左传》独立成为一门学问的时间最晚，而这个“最晚”也可以上溯到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特别是序文）在学理、考据、义例等方面初步做到了“集大成”的作用；而从《孙子兵法》问世到“孙子兵学”定名走过了大约2500年的历史，考据和运用的成果丰富、学理和义例的探索很少，而一部经典著作能否独立成为专门的学问最关键的要素便是学理的探究与整合，因而在严格意义上的“孙子兵学”至今不过40余年。在一定程度上，这其实就是古典兵家学说“外轻内重”的副作用。

不论怎样说，《孙子兵法》问世之后，研究这部百战兵典的学问就具备了稳定性、发展性、衍化性、开放性、包容性五大特点，从而注定了当下的每一项研究都只是宽泛意义上的孙子兵学之海的一滴水珠或一朵浪花，李桂生先生的《孙子学流变研究》便是在此之前诸多研究《孙子兵法》集大成著作的“后浪”：放眼千百年历史长河里，这部大书只是一朵浪花；置身新时代研究成果中，这本著作就是一股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