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实践中出来的文字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山东发起乡村建设运动，意图为乡村发展探索不竭的动力。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运动最后没有坚持下去。不过，梁先生的思想却为当代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很大启发。从2016年1月起，《农村大众》报社在山东省内发起村学工程，面向省内农村，引导农民自发组建小组、开展学习。村学工程的宗旨、目的与一年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深度契合。村学工程着力推动挖掘整理农耕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新时代文明与科技知识等等，从根本上依靠的是“农民转型”的路径。人的转变，是社会转变的动因。为此，村学工程借助媒体优势，通过凝聚社会各界力量，组织、鼓动、吸引对农村有情怀、对农民有感情的城市知识分子进入乡村。

在实践过程中，村学工程也经历了一些调整。最明显之处在于，从最初的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转向了对新时代农民的培育。拿出2016年年初的《村学工程大纲》，再与2018年年底出版的《村学集》对读，不难发现这一调整和转变。《村学集》将内容设置为立业、治家、安身三个层面，它为农民所展示的，不是单纯的农业技术、致富信息，而是涵盖人性塑造、文化传承的各个层面。经由实践、家风、经典三种内容教育，它培育的已经不是单纯的职业化农民，倡导的不只是农民的职业精神，而是让更多的人成为新时代的新农民，并让更多新农民具有新时代的精神。这种教育是和村学工程特有学习方式结合在一起的。

二、全书概略——立业治家安身

1.创新立业。《立业》分册选编了60篇《农村大众》来自基层实践的案例。这些案例不只包括个人致富，更有村庄治理与转型、合作社发展等。阅读这些案例，可见编者之意图。首先，案例本身充分展示了创新的价值。其次，在体现创新价值的同时，案例展示出了人性、党性的光辉。那些大公无私的带头人、组织农民发展的探索者，身上有这样的光辉。一村之变的背后，还有许多不甘落后的农民，他们身上，同样有这样的力量。

书中选编的传统农村与农民的转变、点滴记录的“乡村记忆”等案例中尤其体现出了这样的精神。《梁志华，从烧砖人到生态修复者》一文中，望着400亩旧砖厂改造成的农业庄园，能给老唐庙村留下一片青绿，这是梁志华平生最大的安慰。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句发自内心的感慨，是出自20年前的烧砖人、现如今的生态修复者。在惠民县胡集镇，600多年的龙爪槐、40多年的老门楼等“乡村记忆”逐一登记、经纬度定位，不仅便于人们在参观时“按图索骥”，也为日后城建“留白”提供了依据。兖州区新驿镇天意合作社拥抱先进技术，用上了“私人订制”的肥料，俨然已经“背靠实验室”。平度市仁兆镇成立的庄户学院，办学方式“接地气”，一年多培养出500人，为乡土人才搭建了舞台……这些篇章，展现就是农民的创新、奋斗的力量，展现的就是新时代农村的精气神。

2.风训治家。《治家》分册选编了56篇来自乡村的文化传承故事案例。这些案例在农村久已沉寂，对他们的发掘，实际上完成的是对几千年农耕文化的整理。其中较典型的当属沾化吴氏的家训。

《史记》三十世家开篇的吴泰伯，是吴氏的始祖；明朝成化（1465-1488）年间迁至沾化，吴氏后人一直保留着耕读传家的传统。岁贡吴茂华作《自序并家诫》，说“秀才虽贫，必令子孙读书”“遇绅士以礼，待百姓以惠”，就是对一家传统的体现；其后人无论任官职、兴学校、编县志，都非常注重文教事业，可视为对家训的实践。民国《沾化县志》因此评价吴氏家风“良非虚言”。

类似传承在书中比比皆是。临沂市河东区冯氏家族，600年来一直遵循着元末明初冯鹤峻书写的家训“公宽厚德隆耕读”，传承至今不衰；孙登勇的父亲生前在乡村教师岗位上离休，留下了“人生无愧问天地”“不为小利毁声誉”“与人无争天地宽”的训导，这在当今纷杂的社会环境中殊为难得……

由此可见，一家之训是家族风尚的体现，其训导不在繁简，不在文辞，而在于可操作性和后人的认可与坚持。良风所布，德润一乡。

3.学庸安身。《安身》分册由《〈中庸〉哲学论》和《〈大学〉功夫论》组成，是对传统经典的“双创”发展的成果。作者选择从《礼记》中抽出来的两篇经典《学》《庸》来讲修身养性，是有深意的。 《中庸》开门见山15个字“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和以“修齐治平”为代表的八条目，凡稍有国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但却未必人人能理解其中的深意。

《中庸》开篇15个字，说明中国人是有自己的精神信仰的，因而不需要靠神道设教来凝聚共识。我们不能在西方普世价值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狭隘地认为中国没有精神支撑。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包容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当今中国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根基。而宗教一神论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容易让一个国家走上单边主义的道路。两相对比，这足以让我们引以为荣。

如果说《中庸》是一份修身的“内功秘籍”，那么《大学》讲的更侧重于处世为人的外在功夫。《大学》可以分成三层理解：“明明德”的“内圣”之道、“新民”的“外王”之道和“止于至善”——运用中庸的原则达到最合理的状态。在三纲领基础上展开的八条目，经常被人批评说毫无逻辑，殊不知这个排序本就不是依照逻辑推演得出的。因此，理解《大学》，要在对《中庸》有所领悟的基础上完成。

《安身》分册，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由于作者在析解注论中着重于个人修养，并结合现代哲学体系有所发挥，普通的读者也可以从中获益匪浅。

三、让文字回到实践中去

初读《村学集》，一定会有读者认为：把赵宗符解读的《学》《庸》，与段新勇选编的创新案例、刘秀平选编的家训放在一起，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但细究三分册的内容，安身、治家、立业不正是从“修齐治平”演化出来的内在关联吗？随着乡村振兴步伐加快，农民的职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农村居民不仅要懂得专业，更要保留优秀传统、延续家风家训，吸收并融入丰富的现代文明，才能真正地“活出精彩”。因此，“村学集”的“集”，不是零散性的汇编，而是有系统的设计。

借鉴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思想，为乡村振兴助力，改变农民的头脑，是村学工程的宗旨。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在学界已是共识。不少专家都曾强调，要借助乡风文明建设的契机，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活力。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过程中，这些工作更加重要。因此，村学工程有坚持下去的必要，而《村学集》的价值，也会随之显现出来。

齐鲁书社出版《村学集》，其初衷既是想探索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还想通过这个作品为中国古代的“知行合一”做个注脚。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结合，让文化自信在农村根深蒂固，我们相信，还需要更多的《村学集》面世。